• 历史转折中的《解放军报

    2019-04-03 19:11:44

    1976年10月粉碎,拉开了历史转折的序幕。但是10年文革造成的思想和政治混乱,难以在短期内消除。1978年5月,同志组织理论界、新闻界发起真理标准问题讨论,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

      1976年10月粉碎“”,拉开了历史转折的序幕。但是10年“文革”造成的思想和政治混乱,难以在短期内消除。1978年5月,同志组织理论界、新闻界发起真理标准问题讨论,冲破“两个凡是”的思想束缚。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,终于扭转左倾错误方向,真正开始了全面的拨乱反正,踏上了改革开放的征程。

      《解放军报》在“文革”中是一个重灾区。“”对《解放军报》横加指责,甚至强令军报变相停刊达178天之久。因此,打倒“”后,解放军报社绝大多数同志身上没有包袱,有一种解放了的感觉,思想空前活跃。在这一历史转折时期的舆论宣传中,《解放军报》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,大胆创新,走在拨乱反正、解放思想的前列,为中国新闻史留下了精彩的篇章。

      粉碎“”后,根据中央的部署,《解放军报》组织了揭批“”的三大战役,每一个战役都推出了在全军以至全国有影响的重头文章。特别是连续发表10篇“十个应该不应该”的评论员文章,把被“”颠倒的路线是非纠正过来,推动全军部队展开了“十个应该不应该”的思想教育;还发表 3篇脍炙人口的杂文:《“风派”人物脸谱初析》《奉劝“震派”人物改恶从善》《给“留”派人物画个像》,把“四害”横行时期一些丑恶人物的面目,刻画得惟妙惟肖,入木三分,被多家报刊转载,风行一时。

      当时党和国家面临的最大问题,其实比揭批“”更为严重,就是如何排除继往开来的思想障碍,确立新的前进方向。1977年2月7日,全国媒体普遍刊登了新华社播发的“两报一刊”社论《学好文件抓住纲》,其中提出:“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,我们都坚决拥护;凡是毛主席的指示,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”,即著名的“两个凡是”。此文引起老同志极大反感。这篇社论以“文革”中惯用的“两报一刊”名义发表,其实军报的同志并没有参与。

      1978年5月11日,《光明日报》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》,打开了反击“两个凡是”的突破口。《解放军报》当晚予以转载。尽管当时在军报内部也有一些表示拿不准的意见,但是在值班副总编辑薛真的主持下,《解放军报》在这一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上,最终作出了正确的选择。

      在此之前,时任解放军报社时事处副处长邵华泽已在中央党校《理论动态》发表《文风与思想路线日,《人民日报》公开发表了这篇文章。邵文最早提出了实践标准问题,并联系实际作了说明,理论界人士后来称之为真理标准讨论的前奏曲。但文章主题是讲文风问题,当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。

      随后发表的《光明日报》的文章,迅即引起极大的反响,但这个势头很快就遇到了阻力。在文章公开发表受到指责后,中央党校吴江、孙长江迅即撰写第二篇文章,作出回答。但是因为中宣部下达了禁令,《光明日报》《人民日报》都不可能再刊登这类文章。

      在这种情况下,吴江把稿子送给了,同时求助于《解放军报》。他给军报副总编辑姚远方写了一封信,将孙长江执笔的文章送给军报。当时军报刚刚刊登了同志在全军政工会上的讲话,是与“两个凡是”针锋相对的。吴江当时找军报只是抱着一种试试看的态度,不想军报总编辑华楠、副总编辑姚远方表示完全赞成这篇文章的观点,答应刊登。吴江提议不用个人名义而用“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”的名义发表。

      其实,吴江将此稿报送同志后,即与秘书长罗瑞卿多次联系,并派秘书将稿子送到罗瑞卿手中。罗瑞卿明确表示支持。

      早在军报转载《光明日报》文章后,罗瑞卿即给华楠打电话说:“这篇文章很好,意义重大,解放军报要认线月上旬,军报发表在全军政工会的讲话后,罗瑞卿又指示军报要根据小平同志讲话精神,组织文章。在看到中央党校文章清样后,他要求军报和作者商量,加上毛主席和同志的有关论述,做到“立论更稳,无懈可击”。为了这篇文章,他先后给军报打过5次电话,直到去德国治病登机前,还对军报领导说:“(文章)可能有人反对,准备驳,不要紧,出了问题首先由我负责,要打板子打我的。”

      6月24日,《解放军报》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《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》,长达1.6万字。全国各大报纸普遍刊用。理论界、新闻界称之为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》的姊妹篇。由于军队媒体的特殊性,这篇文章对于冲破阻力,掀起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,起到积极作用。刚刚被封上的突破口再次被打开了,并且扩大了。

      1979年初,由于发生边境自卫还击战,许多部队未能充分参加真理标准问题讨论。因此,《解放军报》在战事结束不久就发表评论员文章,提出我们军队的同志要抓紧补上“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”这一课,要重新好好学习三中全会文件”。当时,“补课”的意见并没有来自上级的指示。这在当时是冒尖和极具创意的,表现出难能可贵的政治敏感。一个月之后,同志在听取海军领导同志汇报时,讲到补课问题。军报接着连续发表《补课要补到实处》《敞开思想讨论》《对待思想的正确态度》等评论文章,把真理标准讨论引向了军事领域。

      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,一个最突出的矛盾,就是怎样看待解放思想和高举旗帜的关系。《解放军报》也经过了一个艰难探索的过程,一方面逐步清理被“”颠倒的思想理论是非,在舆论宣传上展开拨乱反正;一方面高举思想的旗帜,正确评价同志的功过是非,把改革开放同四项基本原则统一起来,反对一切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,并且逐步明确,要警惕右,主要是防止左。

      1977年11月,、罗瑞卿等同志到广州,见副主席,为修改叶帅在年底召开的军委会议讲话稿征求意见。总政机关的几位同志,军报社社长华楠及一位编辑随同。

      去广州途中,大家讨论讲稿的主题,问:“讲话稿中有没有提以阶级斗争为纲?”华楠答:“没有提。”罗瑞卿说:“阶级斗争为纲是根棍子,‘’用这根棍子把大批老干部打倒了。你们查查资料,看看毛主席在不同时期是怎么讲以什么为纲的?”

      华楠随即打电话布置军报有关部门收集资料,整理一份历史上毛主席有关“纲”的提法。军报随后整理的资料表明:毛主席有关“纲”的提法不是一成不变的,而是依据时间、地点、条件的不同而有改变的。如1958年提出“工业以钢为纲”,1960年提出“农业以粮为纲”。这说明,军队以整顿、要准备打仗为纲,在理论和实践上是站得住的。

      罗瑞卿看后说:“这个材料驳‘凡是派’有说服力,说明以什么为纲是可以变的嘛!”说:“在某一个时期内,我们以揭批、‘’为纲是可以的,但是要很快转,转到经济建设上来。不应再提‘以阶级斗争为纲’了。”

      1978年1月30日,《解放军报》在一版头条位置发表编辑部文章《军事战线一场大是大非的斗争》,继而在2月3日,又在一版头条发表编辑部文章《毛主席关于抓纲的思想不容篡改》,这两篇文章,都在“阶级斗争为纲”这个根本性问题上,进行拨乱反正,实际上为否定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”的理论,进行了舆论准备。

      “文革”初期,《解放军报》曾连续发表7篇论“突出政治”的社论,并在一篇编者按中,将《人民日报》提出“政治要落实到业务上”“政治必须通过业务来实现”“没有无业务的政治”等观点,蛮横地斥之为“统统是谬论”。

      粉碎“”之后,要不要对这些错误的宣传“还账”?解放军报社专门派出3位同志到人民日报社征求意见。此后又在军报内部经过了反复的讨论。1979年2月22日,军报用长篇编者按的形式,公开检讨“文革”中在宣传工作上所犯的错误,把政治应该落实到业务等正确观点说成“统统是谬论”,颠倒是非,狂妄武断,在政治和业务、革命和生产、精神和物质、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等问题上造成极大的混乱。

      这种检讨和反思,不仅是为了澄清被“”颠倒的思想理论是非,而且根据刚刚结束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,为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,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,营造了舆论。

      围绕着解放思想的宣传,整个宣传战线都不是一帆风顺的。因为党报作为喉舌,其宣传倾向是与党内不同意见有密切关联的。从军报来说,有个典型的事例,就是1980年宣传“兴无灭资”。

      “兴无灭资”是《解放军报》宣传的各种口号中争议最大的一个。这一口号在“文革”极左的年代,同“以阶级斗争为纲”紧密联系。但是到了真理标准讨论之后,再提出来,已经明显落后于人们的认识实践,就显得很扎眼。

      1978年5月24日,军报发表评论《打好灭资兴无的思想仗》;1980年4月,又集中展开“兴无灭资”的宣传。当时在地方上,穿高跟鞋、戴太阳帽、烫头发都被说成是“精神污染”的表现,部队也有相应的问题。1978年12月,《解放军报》刊登一条消息:广州军区政治部作出规定,取消战士不能买收音机的规定,受到广大战士欢迎。这在今天听起来,是不是匪夷所思?连听收音机都成了新闻,涉及到精神污染,可见思想解放遇到的巨大障碍。

      1980年8月,同志对“兴无灭资”这个口号提出了明确的意见。他在《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》的重要讲话中,指出:“前些时候有的地方为了进行革命思想的教育,重提‘兴无灭资’的口号。现在看来,这个老口号不够全面,也不很准确。”

      这个事例给我们留下哪些历史启迪呢?那就是,在重大的理论或矛盾问题争论中,不能只讲“唯上”、只是“紧跟”;面对不同意见,媒体宣传要防止主观武断,不要动不动就“上纲上线”“围攻批判”;要善于用民主的方法、讨论的方法,形成正确的意见。这是办好报纸、吸引读者的取胜之道,也是运用报纸统一思想的成功之道。

      与此同时,军报在“说三道四”问题上,就是经过不同意见的激烈讨论,最后达到思想统一的。当时,社会上有一种认识,说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反“左”,四项基本原则是反右。军报编辑部内部也有分歧,有些领导在把握反倾向重点时,往往是反“自由化”比较有力,而对肃清左的流毒不够鲜明,导致社会上产生《人民日报》说三、《解放军报》说四的印象。

      1981年4月,军报发表评论员文章:《以四项基本原则为武器肃清错误思想影响》,最早公开在报纸上批驳“左比右好”的思想—即左是方法问题,右是立场问题;左是内部问题,右是敌我问题;或者说经济上要反左,政治上要反右。评论提出,不要用一个框子去套,什么事情都贴上一个左或者右的标签,是什么问题就纠正什么错误,实事求是,用正确思想克服不正确的思想。此文发表时恰好《人民日报》也发表评论,隔日两报同时转载对方的评论,都强调三中全会路线和四项基本原则完全一致,因而社会上流传的《人民日报》说三、《解放军报》说四的议论就随之淡化了。

     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,对于军队来说,最高的实践就是实战。因此,在1979年初的边境战事结束后,《解放军报》迅速把真理标准讨论引入军事领域,呼唤军事训练改革,发挥了号角的作用。

      1979年4月11日,军报发表长篇评论员文章《把自卫还击战的经验变成全军的财富》,强调总结经验要系统、全面、成套,“西瓜要抱,芝麻也要捡”。局部参战,全军受益。这个阶段的军报宣传不等不靠,自下而上地总结和宣传了大量来自基层和实战的经验教训。

      1979年7月25日,一版发表读者来信《尽快恢复提拔干部经过院校培养的制度》,从边境作战的经验入手,强调干部经不经过院校培养大不一样,批评“没经过院校照样打胜仗”的错误认识。

      当年11月,推出《军事纵横谈》专栏,刊登《以敌为师》《参谋考将军的联想》《“纸上谈兵”辩》等大量反思性的杂文,对于打破僵化的军事思想产生广泛影响。

      早在边境作战之前,1978年11月,军报就发起了《怎样训练才能适应现代战争的要求》的讨论,这个讨论一直持续到1979年12月。一个突出的变化是强调合成训练改革,改变“车马炮不见面”的状况。

      在这种舆论背景下,《解放军报》推出了一个重大典型—“蓝军司令”,为此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《从研究敌军上突破》。这个典型可以说是继上世纪60年代宣传“硬骨头六连”“郭兴福教学法”之后,军事领域又一个影响深远的典型。如今,人们也许忘记了蓝军司令王聚生的名字,但这个典型的意义已经融入部队改革实践,“蓝军司令”已经成为一种训练观念、一种训练方式。

      粉碎“”后,《解放军报》曾经用长篇编者按的形式,公开检讨“文革”之初,军报在批判《海瑞罢官》《燕山夜话》中横加罪名,鼓吹“突出政治”,鼓吹“文艺黑线专政论”等错误,坦率地承认:“那时本报在新闻界是带了头的,调子是最高的,所起的作用很坏。”这一检讨让《解放军报》很快放下了历史的包袱,轻装上阵,投入到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宣传中。这一时期,《解放军报》在新闻改革的实践中,也是走在新闻界前列的。

      1977年9月,《解放军报》在新闻界首先发起声讨“帮八股”,大张旗鼓整顿文风,连续发表评论《讨伐帮八股》《从“假”字开刀整顿文风》《从领导作风上找找原因》,吹响了新闻改革的号角。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分别转载了这几篇文章,在新闻界产生很大的影响。

      1980年2月至8月,解放军报社先后举办两期新闻业务研究班。第一期侧重理论探讨,提出“努力按照报纸的特性办报”“正确理解新闻的指导性”等观点,形成了《改革军报新闻的建议》,就改革重大事件报道、改革会议新闻、改革工作报道、扩大新闻报道面等,提出改革方案。第二期研究班侧重新闻改革实践,下部队集体采写新闻35篇。两期研究班的成果,汇集成《谈谈新闻改革》《新闻改革尝试》两本小册子,受到新闻媒体的重视,各新闻单位纷纷索取,风靡一时。

      两期研究班的一些研究成果,在军报版面上得到了体现。比较典型的是三个专栏:1981年11月,军报创办《一句线月创办《谢顾问答读者》;1984年3月创办《鸡毛信》,刊发当日或隔日新闻。这3个专栏都被《新闻年鉴》作为新闻改革典型栏目予以介绍。同志在谈到新闻要新、短、多、广时,给予肯定和赞扬。

      这一时期的军报新闻改革,不仅在打假、揭短上颇有勇气,在抓文风、抓时效方面卓有成效,而且在揭露问题、触及时弊上尖锐大胆。例如《成都军区干部部长王拙如以权谋私为儿子骗取干部职务》《十四个工作组为什么帮出个后进连》《兴师动众好多天走马观花半小时》等批评性报道,即使在今天看来,都是犀利的。

      经过了拨乱反正和改革初期的洗礼,《解放军报》终于迈出历史性的一步,经过两年的努力和批准, 1987年1月1日,从军内报纸转为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。

      为此,军报提前做出两个改革动作:一是将报纸版式全部改为横题横文,打破了100多年来我国报纸版式的旧框框,在新闻界独领风骚。《新闻战线》约稿专门介绍。当时有新闻学者撰文激烈批评军报新版式是“全盘西化”。而实践证明,这种横排版式适应现代人的阅读习惯,后来全国报刊几乎全是横排版式了。

      二是策划“祖国大陆周边行”的新闻采访活动,两年时间回到起点,700个日夜,10万公里行程。中国记协在记者凯旋之际专门举行了庆祝会。这次采访活动被收入《中国新闻学之最》。

      回过头来看,拨乱反正和改革初期的《解放军报》,是军报发展史上思想最为活跃的一个时期,也是军报重要言论被转载最多的一个时期,对历史转折时期的军内外舆论导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